**白先勇是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俊关注的重要人物。刘俊在1987年听过白先勇关于台湾文学的演讲后，决定将白先勇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并在后续的学术研究中与白先勇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和合作关系。白先勇不仅为刘俊提供了研究资料，还鼓励他独立思考，深入分析其作品。此外，刘俊认为白先勇的作品具有重要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世界华文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未来，随着全球化和文化互鉴的发展，世界华文文学可能会呈现出作家国别归属淡化、区域板块分界消失和文学共同体特性加强的趋势。**
中新社北京5月28日电 题：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要看白先勇
——专访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俊
作者 文龙杰 王宗汉
南京大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上学术积淀深厚，早在1993年，便设立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2023年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设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单位。而“白先勇”，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名字。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俊，解读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为何要看白先勇。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关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中，“白先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名字。您的学术生涯与白先勇先生“缘”从何起？
刘俊：1987年5月，正在复旦大学讲学的白先勇教授应南京大学邀请，作题为《台湾文学的发展》的演讲。我那时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此前读过白先勇先生的作品，觉得与当时大陆的小说有着明显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因此自然不会放过一睹作家风采的机会。
白先勇。陈小愿 摄
从那次演讲中，我改变了对台湾文学的既有印象，感受到其作品精彩、文学现象复杂。对我而言，这次演讲可以说是一种启蒙。当然，由于我当时对台湾文学还缺乏了解，因此演讲内容虽然丰富，我听下来也只是改变了“台湾文学不过是‘通俗文学’”的错误印象而已。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台湾文学在大陆少为人知，但实际上，台湾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之进行研究的空间相当广阔，值得开拓和耕耘。
在导师的支持下，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以台湾文学为主题。题目一开始相当“宏观”：台湾小说研究。可由于资料太匮乏，最后变成专论一个作家。写谁比较合适呢？我首先想到白先勇。从现场聆听演讲、整理录音报告，再到阅读大陆能找到的白先勇作品，我认识到，作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白先勇的小说具有沉重的历史感、深刻的人性观和独特的美学风格。我便决定以“白先勇研究”为选题，得到了导师的支持。
我的学术生涯，就这样与白先勇有了关联。
中新社记者：您在三十余载的学术研究中，与白先勇结成了怎样的情谊？他在研究上给予您怎样的帮助？
刘俊：当我决定以白先勇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后，白先勇建议我：如要研究他，不能光阅读他个人的作品，还要对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有全面了解。他给我寄赠了一些他本人的作品，还请台湾出版界朋友给我寄了一批台湾年度小说选——这些作品构成了我“白先勇研究”的最初资料基础。
研究中，由于对台湾社会和海外生活缺乏了解，有些地方需要得到白先勇的确证，我会去信向他咨询。白先勇除了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还一再给我鼓励。我在研究中有一些个人想法，想征询他的意见，他告诉我，“这是你的论文不是我的，你写这篇论文，应该持‘百无禁忌’的态度，你批评我，我不会在意，即便我不同意，我也会尊重你的看法”，让我不要怕“得罪”他，“应该完全独立思考”。他这种大气的格局和为人的气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研究白先勇，使我较早地接触到了“新批评”理论。当时，对文本进行“细读”在大陆被认为是一种“小儿科”，觉得其缺乏“宏观”视野和“宏大”论述。但我坚持从作品“细读”入手，结合时代、社会和白先勇的个人生活经历与创作历程，去认识白先勇的文学世界——事实证明，我的这种坚持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
中新社记者：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如何？在海外的接受程度如何？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提法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991年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由当时的《香港文学》总编辑刘以鬯最先提出来，他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应该加强这一世界“内部”的凝聚力，要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
由于华人人数、移居历史以及华文文学生成过程和存在方式的差异性，使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外国变体”，以“移植—本土化—落地生根—代有延续”为特征，而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区域的华文文学，则以一代代移民的代序层递为特征，处在“移植”的状态并常常以跨域异地的方式进行文学生产(作品绝大多数是在其他地方发表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影响较深，而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区域的华文文学则以重在表现“文化冲突”和作家、作品具有高度“流动性”为主要特征。
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夜市人头攒动。刘关关 摄
世界华文文学在海外，总体上还主要是在汉语使用人口范围内“流通”。当然，像莫言、余华、残雪以及白先勇、金庸等作家，因作品“外译”的多语种性和受欢迎度，使其作品已有“走向(华文以外)世界”的趋势。但必须承认，世界华文文学在海外(非华文世界)的接受度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白先勇因何能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代表人物？
刘俊：白先勇身上，浓缩着“世界华文文学”的身影。
白先勇在大陆出生，少年时去了香港，几年后转去台湾，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美国，在美国读书、工作，退休后文学(艺术)的创作(制作)中心又回到两岸。世界华文文学的几大区域，白先勇都与之相关，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白先勇的文学世界所具有的巨大包容性，使得对白先勇的研究不但是“世界华文文学”的，而且是“跨界”的。故而，在研究白先勇时，势必要将研究视域从台湾延伸到与白先勇有关的香港、北美，最后回到大陆；也必然会将研究视域扩大到与白先勇有关的台港暨海外华文作家。“白先勇研究”看上去是作家研究，其实却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把白先勇研究透了，除了可以实现对白先勇的“本体研究”，还可以延伸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甚至还能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通过研究一个作家而能涵容整个世界华文文学，这样的华文作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
2008年6月，白先勇打造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伦敦的萨德勒斯·威尔斯剧院彩排。李鹏 摄
中新社记者：在东西方文明互鉴日益受关注的大背景下，您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在未来将走向何方？
刘俊：在全球化不可逆转，信息化、网络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东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进行着互鉴。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华文文学无疑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世界华文文学遍布五大洲，本身就具有一种“全球性”。
以我个人的观察，世界华文文学在未来可能会有以下几种趋势。
一是作家的区域和国别归属也许会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当今世界，作家与作品书写题材的跨国、跨区域“流动性”不断增强，许多自身也在“流动”的读者因具备了“世界性”的视野，而对世界华文文学作品的关注重点转向作品人物塑造的生动性、人性挖掘的深刻性和艺术表现的创造性。作家只要是世界华文文学作家，属于哪个国家或地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要好。
二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区域板块分界很可能会趋于消亡。打破边界的网络世界已使文学的跨国、跨区域成为常态，网络世界或将成为世界华文文学未来主要的生存方式和传播载体——如此一来，很多区域内华文文学的“异地发表”现象，将会因网络的存在而逐渐消失，现在按区域条块划分的“世界华文文学”生存状态极有可能逐步淡出历史。
三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文学共同体特性将得到加强。当作者的区域、国别归属和文学生存形态上的区域板块分布日趋淡化时，作为整体的世界华文文学反而可能以一种有机体的形态得到突出。来自不同文化生态和社会背景下的华文文学，其互融互渗的程度将超过以往，并在一种多元并存的形态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世界华文文学也将因此而具有一种文学共同体意义上的新价值。
受访者简介：
刘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有《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等论著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