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教育和研究中，有一种默默无闻的老师——遗体。他们没有姓名，也没有面容，但他们的奉献推动了医学的进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师生们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追忆缅怀这些被称为“大体老师”的遗体捐献者。如今，遗体捐献规模逐渐扩大，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局部解剖学》课程中，8名-10名学生即可共同向一位大体老师学习。虽然现在有许多医学软件和解剖学图谱可以补充课本知识，但大体老师仍是医学生们最好的老师。大部分大体老师都要经过解剖学系的技术人员进行一系列专业处理，才能用于教学、科研；若要制作能够相对长时间保存的标本，还需按照教学要求进行解剖、定位和固化。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遗体捐献接受站见证了无数亲属送别遗体捐献者的最后一程。在人体科学馆里有一面挂满遗体捐献志愿书的墙，这些志愿书大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医学事业捐献的大体老师所写。每年清明节，解剖学系都会组织学生开展专门活动，或去上海青浦福寿园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拜谒，或在课前开展感恩仪式，或至人体科学馆参观，了解标本背后的故事。自2016年起，所有修读解剖学系列课程的学生都会在结课前完成手写《致大体老师的一封信》，形式不拘，情真为贵。这些手写信被李文生老师仔细收录起来，并编纂成十几本《感恩·奉献》集，每一本文集都有几百页的体量，不同的字迹，相同的是对大体老师的真诚致敬！
中新网上海4月4日电 (陈静 李蔚怡 孙芯芸)有一种老师，人们既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又看不到他们的面容；但他们无声地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他们就是用于医学教育和研究的遗体——“大体老师”。
师生向大体老师默哀。(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供图)
4日清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师生追忆缅怀“大体老师”的故事。回忆自己大学时的解剖课，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馆长、基础医学院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以下简称解剖学系)教授周国民说：“那时还没有大体老师这个叫法，就称作遗体，大概一个班几十人才能用一两具遗体，大体老师非常稀缺。”
“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没有捐献就没有解剖。”解剖学系系主任李文生老师如是说。据了解，经过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遗体捐献规模逐渐扩大，目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局部解剖学》课程中，8名-10名学生即可共同向一位大体老师学习。“虽然现在有许多医学软件和解剖学图谱可以补充课本知识，但大体老师仍是医学生们最好的老师。”李文生老师介绍道，大部分大体老师都要经过解剖学系的技术人员进行一系列专业处理，才能用于教学、科研；若要制作能够相对长时间保存的标本，还需按照教学要求进行解剖、定位和固化。
复旦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以下简称“接受站”)是上海市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遗体捐献接受站之一，医学院路校门旁的二层红砖小楼(接受站所在地)，40余年来见证了无数亲属送别遗体捐献者的最后一程。对于大体老师来说，其最终归宿，除了小部分由家属带回安葬，大部分被火化后将集体安葬于上海福寿园，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刻下名字，与青山绿水、日月星辰同眠。
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一隅。(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供图)
在人体科学馆里有一面挂满遗体捐献志愿书的墙。“这些志愿书大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医学事业捐献的大体老师所写，字字句句催人泪下，也是鼓舞我的力量源泉。不过有时我也颇感遗憾，因为难以将我们的感恩传达给所有遗体捐献者的家属。”周国民老师对这里许多捐献者的故事都如数家珍，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年仅36岁的遗体捐献者吴复生。
1983年，吴复生是一名中国科学院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恢复高考后，吴复生第一批考上大学。考研时，吴复生因成绩优异而被破格录取。可是，就在即将毕业答辩之际，他被确诊罹患白血病，虽经积极医治，但病情已无力回天。在弥留之际，吴复生决定病逝后捐献遗体。一位大体老师曾留下遗言：“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刀万刀，也不愿在患者身上划错一刀。”
清明节课前的感恩仪式铜像揭幕。(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供图)
如今，每年清明，解剖学系都会组织学生开展专门活动，或去上海青浦福寿园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拜谒，或在课前开展感恩仪式，或至人体科学馆参观，了解标本背后的故事。2016年清明节，解剖学系为本系捐献遗体的教职工及其亲属塑了像。现在，那些塑像仍挂在人体科学馆门口接受着参观来访者的致敬。
师生《致大体老师的一封信》装订文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供图)
自2016年起，所有修读解剖学系列课程的学生都会在结课前完成手写《致大体老师的一封信》，形式不拘，情真为贵。这些手写信被李文生老师仔细收录起来，并编纂成十几本《感恩·奉献》集。记者看到，每一本文集都有几百页的体量，不同的字迹，相同的是对大体老师的真诚致敬！
